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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战争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实现艺术

发布:佚名  时间:2010-4-22 10:38:19  点击:2205

 

李海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的解放成为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心声。面对历史的考验,经历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对民族大义的神圣使命感,首倡并牢牢高举团结御侮、全民抗战的旗帜,将其对理想的追求与现实斗争的需求相结合,以其对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真知灼见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组织、领导全国人民谱写了一曲英雄悲壮的胜利凯歌,也给我们今天加强与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首倡抗战大旗,始终坚持抗战使党成为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1918日,日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迅速上升,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九一八事变后,是否抗战,是中国任何一个政党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成为检验政党的一面镜子。但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却认识不到这一严重的危机,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1931816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即“跣电”):“无论日本军队今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1)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竟下令给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正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前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使辽宁、吉林两省的大部分领土沦入敌手。国民党政府不仅自己不抵抗,而且还限制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19311217日,北平、天津、武汉等地的学生3万余人聚集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对日抵抗,但国民党军警竟向学生开枪,当场打死30余人,伤百余人,被捕无计。而在一二八事变发生,19路军奋起抗战,全国人民积极支援的情况下,蒋介石却在上海说“目前战线甚短,仅以一团兵力足矣。十九路军有三师共十六团,无须援兵”,并且扣留了人民捐献给19路军的慰问物资。(2)

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率先举起了抗日的大旗。920日,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显明的目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因而宣言号召全中国劳苦民众要一致动员起来,给日本强盗以严重的回答。(3)193111月,中共中央和新成立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即发表宣言、决议,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4)19324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出了《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5)1934410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联合在抗日的统一战线下,与日本帝国主义做坚决地作战。420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六项共同纲领,即:(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这个著名的“六大纲领”在国内外得到了积极响应,有几十万人签名拥护。19347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联名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我们的东三省,侵占了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又夺取了我们的整个华北。在中国南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福建省的直接占领。日本帝国主义是想把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永远受日本盗匪们的屠杀、奸淫、剥削与蹂躏”。面对民族危亡,《宣言》表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而要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6)随后,中共中央相继派遣方志敏、徐海东率部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抗日。19358月,面对华北危机,尚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又以民族大义为重,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蚕食”进攻,已使“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7)因而率先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即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8)红军将领同时致电宋哲元,支持29路军抗战,红军誓为后盾。79日,红军全体将士又致电蒋介石等,要求国民党开放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速调大军增援华北,并表示红军为救国救民,愿编为国民革命军,立即开赴华北与日本侵略者作战。

在面临日本侵略、民族危难之际,团结御侮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紧紧抓住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主要矛盾,率先举起了抗日的大旗,从而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代表了民声,反映了民意,使党赢得了政治的主动权,使人们斗争有了目标,团结有了动力,有了凝聚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和积极领导下,全国迅速出现了民族救亡的浩大声势,形成了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氛围,蒋介石政府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也被迫从妥协动摇逐步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高扬的民族抗战大旗下,一切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新时期。

在别的党派还未意识到时,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意识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在别的党派接受抗战主张后,中国共产党将抗战大旗举的更高,更鲜明。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英美派集团,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也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在此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的毫不妥协的姿态,将民族抗战的大旗举得更高。1939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了《反投降提纲》报告,明确指出,在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此时党的任务就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抗战的胜利。19397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并由此形成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著名口号。同时,为了推动抗战的发展,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而对于当时存在的投降、妥协倾向,则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开展了强有力的反投降斗争,组织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罪行;又根据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国共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开展的反妥协、反投降斗争,使迷茫的人们有了主心骨,使想妥协投降的不敢投降,使已经投降的成为人人可以唾沫的卖国贼,从而保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定与发展,使中国人民在抗日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团结在了一起。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率先举起民族抗战的旗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抗战旗帜,使中华民族团结御侮有了主心骨,团结战斗有了中流砥柱。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真正领导者和胜利的旗手。

成熟的理论,正确的政策是党实现抗战领导权的重要保证

旗帜是方向,是目标,但是仅有方向,而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一套实现目标的路线方针政策仍然只能是纸上谈兵。非常可贵的是,到抗日战争时期,经历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其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此时也成熟了。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一方面亲自指导抗战实践,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创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以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科学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将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与现实斗争的具体需要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我们党进行抗战的理论指南。

在对抗战时期社会矛盾的分析上,党正确地分析了由日本侵华而引起的国际国内矛盾变化,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因此党适时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9)19351225,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党明确指出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革命形势都发生了新变化,中国革命正在进入一个全国性的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新时期,“fan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也“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fan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10)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形势错综复杂,人们心头迷茫的情况下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使人们认清了形势,统一了认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建立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对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党也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抗战爆发后,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无日不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中日战争的过程究竟将会怎样?中国能否取得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这些问题在许多人心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而“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又喧嚣一时。为了回答人们心头的疑问,1938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著作,系统地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毛泽东抓住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一总特点,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的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明确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艰苦的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的战争。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持久的抗日战争必将经过的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谈到如何抗战时,毛泽东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但为了实现这个总方针,还必须有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些具体的战略方针就是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在全面抗战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就以他非凡的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了抗日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并科学论证了抗日战争的规律,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而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在领导抗战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大量的创造,而且在政策与策略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一些“左”的、右的不符合实际的东西被抛弃,许多符合实际需要的新政策应运而生。纵观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变化主要有这样几项:打破“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权建设上改变了党包办一切的做法,坚决地实行了“三三制”原则;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过“左”的劳动政策,明确提出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在土地政策上,改变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做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明确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规定农民要交租交息。另外在税收、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政策。这些新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使我们党尽可能地团结了最广泛的抗日力量,使党提出的抗战救国总目标落到了实处,有了具体的实施方法。

高超的斗争艺术使党的领导权在抗战中得到了具体实现

明确了目标,认准了道路,但要真正地实现领导权还必须将理论化的方针政策付注于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相结合。从抗战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高超的、熟练的斗争艺术,使自己提出的方针政策得到了具体的实施。

军事斗争是抗日战争最主要的斗争形式之一。全面抗战开始后,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者,军事上该怎么办呢?19377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将我们党领导全民抗战的总方针具体化了。他指出,对付日本进攻有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也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个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而在妥协退让方针下,就会实行相反的一套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套办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而实行后一套办法结果必定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在军事斗争问题上,毛泽东着重分析了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当时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这场战争中,红军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上都必须有区别与国内革命战争时的新变化,其基本的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其作战的具体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奔赴抗战的最前线,积极地发动群众,武装人民,创建根据地,与日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首倡并一贯地坚持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既有上层统一战线,又有下层统一战线。1933年春,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察东发动进攻之际,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西北军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310月,又与凇沪抗战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前线进行“剿共”的19路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建立起反日反蒋军事同盟。在西北,也与倾向抗日的东北军和17路军建立了秘密联系,形成局部的统一战线。就是对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也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与之建立起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当蒋介石集团在日寇进逼下,出现有可能抗日的形势下,党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特别是在西安事变的重要关头,党抓住历史的机遇,不计一党一派的私利,以民族大义为重,实现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展现了其高超的斗争艺术。

对于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矛盾,党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持认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11)并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作为党正确处理国内各阶级关系的策略总方针。对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党提出了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国民党的反动两面政策,提出了既坚持联合,又坚持斗争的原则,“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12)在与反共顽固派作斗争时,注意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特别是党运用这些原则成功处理了皖南事变后比较复杂的政治形势,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影响。

同时,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党一再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敌后,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地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与根据地;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在经济上,坚持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经济统制作斗争。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既没有破裂国共两党的关系,又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从而使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得到了积极的贯彻执行,使人民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壮大,使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共产党员身先士卒的示范作用是党的领导权实现的根本保证:

    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以后,能否组织、动员起千百万人民群众,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只有几万党员,也只领导着几万人的军队,但是它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具有蓬勃发展的生机。在抗日战争的火热战场,共产党人靠着他们勤奋的工作和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全国人民树立起了一个抗战先锋的光荣楷模。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中国共产党就派遣自己最优秀的党员奔赴抗日的最前线,参加东北的抗日战争。其中最著名的如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1931年受党的派遣,抛妻别子,从河南奔赴东北抗日最前线,后来在战斗英雄牺牲;再如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受党派遣从上海来东北组织发动抗日运动,1935年在战斗中负伤被捕后,慷慨殉国。在东北最艰苦的环境下,到1933年底,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已有南满游击队、北满游击队、珠河游击队、抗日救国游击军、饶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吉林反日工农义务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等,并创建了较大范围的游击活动中心。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的抗日武装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人数达11个军3万余人,他们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378月,全面抗战刚刚爆发,党就指出:“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以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13)1938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党的领导问题再次指出:“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14)因此,在经历了坚苦卓绝的长征后,红军来不及休整,即组成三支大军奔赴抗日最前线,深入敌后开展最艰苦卓绝的抗战。19377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7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即命令红军作好开赴前线的准备。822日,就在蒋介石政府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当天,八路军115师即奉命由陕北出发,经风凌渡过黄河作为东进先遣部队开赴抗日最前线。925115师即在平型关设伏歼灭日军第21旅千余人。129师则越过太行,直插冀南,开辟了东至津浦路,西至同浦路,北接晋察冀根据地,南到黄河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也驻到太行区内,到前线直接指挥抗战。

在抗日的最前线,共产党人以他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最英勇顽强的战斗。19393月在冀中齐会战斗中,120师师长贺龙,冒着敌人施放的毒气,亲临前线进行指挥,取得了歼敌700余人的胜利。19408月至12月间,为打击日寇,争取时局的好转,发展华北的抗日斗争,八路军组织了100多个团的兵力,积极出击,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共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伪军反正1845人,日军投诚47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共伤亡61万多人。这其中就有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马石山十勇士、东江纵队少年英雄班、长白山投江的八位女战士,当然更多的是没有留下姓名的英雄,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正是因为共产党人身先士卒的模范带头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实际领导,使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党的抗战大旗下,从而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的历史证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才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党员由3万余人发展到120多万人,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有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从3万余人增加到正规军120余万人、民兵260万人。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也从陕北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建立起了19个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在抗战的最前沿,八路军、新四军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抗击着约百分之六十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八年中共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达527万人),使自己成为了抗击日军的主力军和主战场,成为了抗战的中坚力量。

    从抗日战争的历史看,八年抗战中,在全民抗战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15),以手擎大旗,冲锋在前,勇于胜利的形象,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画卷。抗战的胜利既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路线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及爱国军队英勇奋战、流血牺牲换来的结果。经过抗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抗战使中国共产党百炼成钢,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今天,我们重温党领导抗战这一历史,既为共产党人宽阔的胸怀所叹服,也为党能够在困难中崛起而鼓舞,更为党理论的创新、决策的科学而自豪。抗战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历史给人留下的启示却是永远的。今天,党要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正可以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验。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236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 转引自何理著《抗日战争史》,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7月第1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2月第1

(4)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19917月第1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7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2月第1

 (6)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32332528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3月第1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7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0月第1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60861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3月第1

(11)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9721页,人民出版社19916月第2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32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0月第1

 (1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3页,19916月第2

(15)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12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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