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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的典范,律己的楷模---记陈云1960年的河南之行

发布:佚名  时间:2009-7-17 11:07:08  点击:11482

任永全  李海民

 

1960年秋,在经过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折腾后,整个国民经济开始陷入了极度的困难境地,国民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几乎崩溃,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遭到的破坏更是异常严重,许多地方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市不得不减少定量供应,农村不得不以瓜菜弥补口粮的不足。在此紧要关头,正在养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临危受命,不顾自己疾病尚未痊愈,身体还非常虚弱,于196010月悄然出行,亲临一线,来到了受灾最严重的冀、鲁、豫、苏、皖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地方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期间,1018日至27日他在河南亲自考察了郑州、开封、三门峡、洛阳、商丘等地,多次深入工厂和建设工地,听取汇报,询问群众的生活疾苦,并就如何克服困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帮助河南克服经济困难、妥善安排国民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调研过程中,陈云那临危不乱、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他那严于律己,勤政廉政,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疾苦的高尚品德,为后人工作、学习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实事求是首先要“唯实”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在想问题、做决定、干事情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在工作中,陈云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忠实践行者,也是这一路线的模范体现者。他有一句名言: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在“研究情况”时,陈云最强调的是要实事求是,而要做到实事求是他又强调首先必须“唯实”,因为只有“唯实”,才能求得对实际情况的真正了解,才能把握住事物的规律。在大跃进后期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面临崩溃的危机关头,为了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真实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陈云又一次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亲自来到大跃进受灾最严重的冀、鲁、豫、苏、皖五省进行考察。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陈云解释说:“这个地区在中国是带有典型性的。历史上农民造反在这个地区,如陈胜、吴广。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也需要先夺取这个地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如此”。

1018日上午,陈云一行由石家庄到达郑州。上午到达,下午陈云便听取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为了了解河南的实际情况,陈云在听取省委的汇报时提出了大量的具体问题。如他问道:河南农村中“一平二调”的情况究竟怎样?农村中人拉犁的情况到底有多少?老百姓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又吃什么?农村中究竟要留多少粮食才能保证群众必需的生活水平?详细地询问河南这几年城市人口增加了多少,每年调入城市的粮食有多少?工业支援农业的是哪些,农业上急需的援助是什么等等非常具体的问题。为了了解正在建设中的工业情况,陈云又深入到“一五”期间建设项目比较集中的洛阳,亲自到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柴油机厂等重点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并详细地询问了产品结构、主要性能、生产规模、人员设备和原材料供应情况,以及苏联专家撤走后对生产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了解,陈云一方面使自己对河南的真实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达到了“求实”的目的,同时这些问题的提出也使河南省委对实际情况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对于当时经济中存在的严重困难,陈云指出,我们“应该看到,不能视而不见”,应该实事求是地面对,应该承认“困难的时间不仅是今年,今后两、三年内还是有困难的”。

在对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后,陈云指出,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困难,更应该树立信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为了鼓舞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陈云又给大家算起了河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有利与不利条件。他指出,虽然河南这两年灾荒多、产量低,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河南在恢复与发展农业上也存在着许多的有利条件,如耕地多、人口多、水浇地多、无霜期长等有利条件。他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充分重视农业,切实解决好农业生产上存在的具体问题,我们就“应该而且可能”五年翻过身来。他多次强调,要带领群众克服、战胜当前的严重困难,最重要的一是要贯彻好中央的政策,稳定农村的“三级所有制”,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要下大力气保证农村生产中有足够的劳动力;三是工业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支援农业生产;四是坚持粮菜混吃,想办法解决目前比较紧张的粮食问题。为了鼓励士气、战胜难关,保证重点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陈云应大家的邀请特地为河南柴油机厂亲笔题词“努力奋斗”,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把企业产品搞好。

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地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同时陈云也要求省委正确地估计形势,学会“算帐”,在心中有数的基础上合理安排经济建设。他说,每一个省,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一年能够生产多少粮食,农村必须留多少,能够调到城市的有多少,全国要算这个帐,每一个省也要算这个帐。陈云指出,要正确地估计目前的经济形势,就必须根据我们现有的生产水平,合理地计算出每年我们能够生产出多少粮食,计算出农村必须留多少粮食,又能够调到城市多少粮食。陈云告诉大家,“这笔帐要算一算”,只有在仔细算帐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合理地安排好我们的经济建设,才能协调好城乡关系。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陈云告诫大家必须重视农业,认识到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陈云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受到农业的限制,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发展也受制于农业的发展,在安排经济建设时一定要注意抓农业,一定要把农业放在各项议事日程的第一位。他说,城市人口的发展要有一定的限度,应该根据粮食的增长情况来定。如果城市人口发展的多了,势必要多供应城市粮食,势必多征购农民的粮食,而如果农村没有那么多粮食,你又购的多了,农民就必然要饿肚子。他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说,1957年多购70多亿斤粮食,当时是家家谈统购,户户谈统销。陈云告诫大家说:“我们应该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要根据现在的生产水平,准确地估计现在能生产多少粮食,农村需要留多少,又能够调到城市多少,这笔帐要算一算”。陈云强调指出,农村粮食究竟有多少可以调到城市来,农村要保持多少劳动力才能增加生产,这个算盘要打进去,必须在我们的计划中反映出来。陈云在这里所谈到的“算帐”、“打算盘”等,既是他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唯实”、求实思想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党的思想路线在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他这种“唯实”、求实的工作作风,对改变河南党员干部的思想与工作作风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安排好群众生活是一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听到他经常讲的两句话,一句是“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一句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说到自己的工作时,陈云也多次戏言说自己就是“搞穿衣吃饭的”,因此人们开玩笑称陈云是中国最大的衣食父母官。

作为大跃进的重灾区,1959年、1960年春河南的豫东和豫南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形势显得非常严峻。为了理清头绪,抓住关键,陈云冷静地指出,省委应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慎重处理。特别是在粮食减少了的情况,尤其要注意安排好群众生活。为了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情况,陈云一方面要求大家要进一步深入实际,把解放前后、合作化前后、公社化前后比较一下,真正了解群众现在吃什么饭?了解群众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同时他自己也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真实的情况。1023日,在考察三门峡水利工程时,陈云亲切地询问水利工程淹没土地后群众的生活问题,并一再叮嘱市委领导一定要想方设法解决好群众的安置工作,要多为群众办实事,为群众解决具体困难。1025日,在洛阳矿山机械厂考察期间,在与工人群众的交谈中,陈云再次询问了困难时期工人的生活情况,询问工人的生活好不好,问大家能不能吃饱。陈云特别强调,安排好群众的生活问题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在粮食出现困难的情况下,“粮食愈少愈要安排好”。否则,“粮食少了,如果不好好安排,问题就大了”。对于群众的生活需求,陈云明确指出,人们的需要是多样性的,不仅社会需要是多样性的,家庭需要也是多样性的。群众生活,靠国家、集体统统包起来,不要说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因此,他提议在正确掌握政策,充分发挥集体力量的同时,对集体中的个人部分(如评工记分,食堂吃饭等)和小自由问题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主张“还是有点小自由好”。主张给社员一部分自留地,将屋前屋后种植的东西归社员个人所有,并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从而满足群众多方面的生活需求,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针对困难时期群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个别人的吃青、偷吃粮食等问题,陈云告诫大家,一定要将群众中个别人的吃青、摸把粮食等小偷小摸行为与坏分子的蓄意破坏行为区分开,不能混为一谈,扩大打击面。而对于群众为了解决暂时的生活困难,到地里去拾丢弃粮食的问题,陈云明确指出,地里丢了粮食,集体不拾,也不让个人拾,这是不行的。他风趣地说,粮食集体不拾个人拾,拿起来总比不拿起来好,东西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拿到美国去。物质不灭,群众拿起来,总有用处。集体不拿,又不叫群众拿,没有饭吃,生产搞不好。这个大帐很好算。算算大帐,就想通了。陈云这一清醒、冷静的分析,对于防止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起了重要的警示作用,也对困难时期党的工作首先应该安排好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生活问题指明了方向。

“领导机关听不到反面意见,这是危险的”

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开展反倾向斗争时,陈云非常重视听取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在此次河南调查研究期间,他多次强调在工作中要让大家“敢说”、“敢讲”,充分地发表意见,领导不仅要听取相同的意见,而且要注意听取中间意见,善于听取不同甚至是反面的意见,对待不同的意见不要动不动就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弄得人人自危。如果一说就是路线斗争,搞得大家都不敢讲话了,那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

由于大跃进运动中河南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蛮干错误,因而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错误,在“五风”重灾区的信阳地区1959年到1960年之交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对于河南出现的信阳问题,陈云来河南之前并不知道,但在听取了河南省委关于信阳问题的汇报后,陈云除要求河南省委尽快向中央报告外,同时明确要求省委要面对现实,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沉痛的检讨,他说:“这样有好处”。在分析信阳问题发生的原因时,陈云指出,信阳问题那样严重,为什么地委、县委没有人反映?就是怕反右倾。以高估产为例,陈云分析说,在会议上讨论粮食产量的时候,讲可以完成的空气很高,人数多,讲不能完成的人数少,只敢说一次,第二次就不敢再说了,抬不起头来,怕涉及路线问题。陈云指出:“估计产量,农民种了几十年地,他是有实际经验的,眼睛一看,上下差不了二十斤。为什么他不讲呢?他讲了怕打击。基层干部心里也有底,但是他也不敢反映,怕反右倾。”陈云指出,信阳为什么50%的干部打人?这是一种风气,因为不打过不了关,不打就要反右倾。陈云严肃地指出“这种思想状态是不正常的”。针对大跃进中不正常的反倾向斗争,陈云从反映意见的不同出发点进行了区别。他指出,一种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路线错误;一种人虽然反映的问题的确是错的,但是个别性质的错误,不能算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种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了正确把握反倾向斗争,避免扩大化,陈云指出,就是有些人讲的意见是错误的,一般也不要进行路线斗争。因为,如果一说是一贯路线性的错误,他就永远抬不起头来,如果说这是个别性质的错误,他就敢讲话了。陈云指出,讲得对的要保护,讲得不对的,只要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要保护,不然他们就不敢讲了。陈云告诫大家说:“光有正确与不正确两方面意见,没有中间的意见是不行的”,特别是领导机关,如果听不到反面意见,“这是危险的”。而对于那些因犯了个别性质的错误就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陈云指出一定要“恢复名誉”。为了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陈云提出必须将执行政策和保护干部的积极性统一起来,做到“既执行了政策,又保护了干部的积极性”。针对信阳问题,陈云特别提出:“处理的时候要慎重,要区别对待。区别那些是坏人,那些是好人盲目跟着走的。盲目跟着走的要批评,但是要和坏人区别开”。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陈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有不足,但他在党内斗争中坚持实事求是,不搞扩大化,不搞过火斗争的思想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对工作,陈云是唯实求真;对群众,陈云是体贴入微;而对自己,陈云则是严格要求,时时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对照自己,要求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内,陈云也一向是以严于律己、艰苦朴素而闻名的。从陈云在河南考察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从他在考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细微小事上,我们也可以窥见陈云高度而严格的党性修养。1023日在考察的间隙,陈云参观了自己慕名已久但一直未能亲眼目睹的古都开封。但为了不影响市里的工作,行前陈云特意嘱咐了四条意见:不接见干部,不汇报工作,不照相,不在市里吃饭。在洛阳考察期间(102427日),据当时参与接待的同志回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生活也是异常地简朴,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大包里放着一条被子、一条毛毯,吃饭时也不要任何人作陪,吃的就是豆浆之类的普通饭菜。在工作之余,陈云就坐在自己居住的一个小房间内,打开自己带来的一台老式留声机,放上一曲自己喜欢的评弹,间或自己也哼上几句,就算作一种休息了。1027日,陈云离豫赴皖。夜里,陈云乘坐的列车到达商丘车站稍事停留。当时正值豫东特产“玻璃脆”芹菜刚刚下来的时候,有人悄悄地送给陈云的工作人员一小捆这样的芹菜,想让陈云在路上尝尝新鲜。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当列车到达安徽陈云发现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工作人员,并让他们立即给河南打电话,随后又把菜退了回来。

如今,离陈云来河南考察工作已经过去30多年了,陈云也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但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他那“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他那严于律己、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的生活作风正教育、鼓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努力工作,他当年考察过的中原大地也早已从贫穷、落后、吃不饱肚子的时代进入了奋力实现小康的新时代。可以告慰于陈云是,中原人民永远牢记着他当年的教诲,始终紧紧地抓住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不放松,牢牢地扎稳根基,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这也是今天我们对陈云同志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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